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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艺人是《格萨尔》这部伟大史诗得以传承至今的惟一载体，关于他们特异的说唱才能，学者多有研究，根据说唱形式不同，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认为自己的格萨尔故事是从天而降的“神授艺人”；第二类为承认月己是听到别人说唱或看到史诗文本后会唱的“闻知艺人”；第三类是主要靠笔来书写史诗的“掘藏艺人”；第四类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可以拿着史诗文本为群众诵读的“吟诵艺人”；最后一类属于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圆光艺人”，据说他们可以通过铜镜或一些发光的东西，甚至是拇指指甲上看到的图像或文字进行表演。
这里的“神授艺人”最具神秘性，也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说唱艺人，法国学者石泰安认为，只有这些通过下地狱或者通过梦境得到神灵指点而获得史诗的人，即“通灵人”才是真正的说唱艺人，他们只有进入兴奋狂舞状态时才能说唱史诗。并且在朝圣转山的过程中很容易进入和保持神灵附体的状态，也是史诗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这类“神授艺人”多半自称童年时曾做过奇怪的梦，梦后便陷入昏迷状态，等僧人开启“智门”后，便开始说唱史诗。有的连续若干年不断地做梦，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梦见一部分，这样史诗内容也越来越多。他们做梦的内容是《格萨尔》中的若干情节，或是史诗中的某一人物指示他们终生说唱《格萨尔》，史诗中的神或英雄使他们拥有了《格萨尔》故事，让他们宣扬格萨尔英雄的丰功伟绩。这里艺人都具有超群的记忆力（如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能说唱148部），大多生活在《格萨尔》的流传地区或说唱艺人家庭，都有过较为特殊的生活经历。这些综合因素造就了他们非凡的说唱才能，在众多的说唱艺人中独树一帜。五类说唱艺人的表演，有的挥舞道具，以新奇的表演吸引众人；也有的几乎没有动作，意在用动听的歌声打动听众。《格萨尔》艺人在说唱过程中一般没有相关老师的指点和帮助，而是在史诗环境的熏陶中、在潜移默化的识记中学会说唱的。这正好使艺人们既能够集百家之长，又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在说唱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技艺，使之广受民众喜爱。同时藏族艺人又具有独特的神秘特色。在藏族人心目中，艺人是一类神秘的群体。这与藏族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笃信宗教、不甚明了故事来源密切相关，加之艺人在说唱形式中夹杂了譬如煨桑、敬神、祈祷等传统做法，更增加了他们的神秘性。有些艺人甚至兼巫师之职，其神秘色彩就更加不言而喻了。这便使得民众始终带着一种半娱乐半敬畏的心态来看待史诗。藏族说唱艺人大都为文盲或仅有一点文化水平，而正是他们用华美的辞藻、瑰丽的语言，讲述着一部部宏篇巨著。这种奇迹是如何创造的，是不是果真如艺人自己所言是“神授”呢?同际史诗学著名的“口头程式理论”认为，艺人之所以能将数万行史诗完整地复述出来，主要依靠的是模式化的情节框架。说唱时可以根据个人经验来填充框架内容，其中，他们记住的是各种不同的讲述程式和习惯性修辞、句法和套语，并不可能一句句地记住整部史诗。在口头程式三个重要因素即套语、主题或典型场景及故事模式不变的前提下，歌手可以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增添即兴而作的叙述成分
就是这样，说唱艺人们用自己的才智为我们讲述着关于格萨尔的故事。这些艺人就是史诗得以延续的命脉，他们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至今依然活跃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是他们给了这部史诗经久不衰的生命，使她仍然以“活”的形态流传于世。他们身上体现着藏民族久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熠熠生辉的民族智慧。说唱艺人们把比较完整的《格萨尔》留给了后人，使今天的人们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研究史诗的深邃和优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国内外出现了大批《格萨尔》研究的学者专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藏、蒙古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职业化的艺人群逐渐萎缩。近年来批老艺人相继辞世，“人亡歌息”的局面已经出现，从而导致《格萨尔》受众群开始缩小，史诗传统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格萨尔》的这种情况，引起国家高度关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格萨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西藏自治区的次仁占堆、青海省的才让旺堆和达哇扎巴、甘肃省的王永福、四川省的阿尼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吕日甫作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列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们期盼着更多的艺人、学人和《格萨尔》的关注者积极加入到这部伟大史诗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来，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再添华美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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