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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汉藏关系中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5-12-10 11:09:45  来源:  作者:才让太

清代,清朝政府完全作为佛教保护者的角色出现。康熙、乾隆还学藏文,修习佛教。所以,当时很多藏文文献把清朝皇帝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来描述,即在宗教信仰领域中赋予他们非常高的地位。这种被藏族僧俗民众重塑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帝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形象和统治者的形象,对于中央集权的向心力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今天多民族国家的政权构建也具有可借鉴和可参考的意义。

民国时期基本承袭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传统,通过与宗教人士的接触来加强祖国与藏族地方政府的关系,始终把佛教作为内地与藏区联系的纽带加以把握。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还写过一本书,其认为在新中国的构建当中藏传佛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佛教的地位,佛教界成为新中国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是非常清楚的。藏族群众将毛主席奉为神灵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整体来讲,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地区的基本稳定就是民族政策的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喜绕嘉措等高僧大德真诚歌颂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宗教界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民族地区的干群关系和民族关系非常好。毛主席的形象走入佛堂。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和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忽视了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认真执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宗教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被忽视。近几年在藏区和新疆地区事件频发,并不是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败,而是民族宗教政策没有执行好。结果才导致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走下神坛,不再是护法神,更不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不是好现象。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藏区宗教政策及寺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与历史上的汉藏关系和宗教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革”时期的错误思想对藏传佛教造成的摧残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左”的错误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施极大地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制造了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现在应该以史为鉴、重新反思这段可悲的历史。由于职业的原因,在学界不能不经常涉及藏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近几年藏区发生这么多事,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贯彻好、执行好,僧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被充分尊重,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反弹的行为。我也觉得藏区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问题,信仰问题。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发展”问题,而忽略了宗教问题。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和建成后的初期,为了赢得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民族宗教予以更多的关注,比较重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真诚拥护,但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就忘记了少数民族的贡献,忘记了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逐渐地忽视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重要性,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越来越不重视了。

目前的对藏政策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即国家政策层面对藏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很多传统的东西被疏忽了。我是搞宗教研究的,经常去基层做田野调查,近二十多年来我走访了全藏区的250多座佛教和苯教寺院,因此可以说对藏区寺院和民众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座各位中到过藏区寺庙的人的感触可能都一样,初次去一趟,可能听到的全是“扎西德勒”的声音,看到是哈达和微笑,给人感觉非常好。但是走访几趟并有了一定的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走向深层以后,听到的就不一样了。我在二十多年的藏区寺院调研当中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一旦谈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寺院的学经制度、游学传统、学位晋升制度、僧人的人身自由等的时候,听到的就不仅仅是“扎西德勒”,而是一种无奈、无望,甚至绝望。僧人们觉得他们的祖辈世代继承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逐渐在流失,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行政部门的政策处理不当,宗教活动自由得不到充分支持,比如僧人出家人数受到限制而大幅下降,解放初期有千人之多的寺庙现在只有几十个人,完全满足不了藏族民众的宗教生活需求。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两种担忧:一是担忧传统文化的失传;二是担忧宗教信仰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在强调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而得的“幸福指数”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把“宗教信仰的需求”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僧人人数受限,因为僧人对于佛教信仰的传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能有人问我何以重要呢? 因为佛、法、僧“三宝”是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僧人,佛教的“三宝”就成为“两宝”了,佛教也就不会存在了。因为前两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延伸的,没有僧人就不会有佛和法,可见僧人人数受限问题的严重程度了。佛教2500多年继承下来的体系,应该被充分尊重和保护,我认为这不仅是藏民族或者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佛教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灿烂的文化传统,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不存在了,在东南亚只有小乘佛教。在佛教的继承方面,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这应该是对人类文明所做的一个贡献。但在我国藏区,僧人数量骤降,甚至有的小寺院出现“僧人真空”现象,面临寺院后继无人的窘境,日常法会难以正常进行,满足不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除了受现代化冲击之外,更多的是地方管理部门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执行得不够好。僧人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受到远远多于常人的限制甚至歧视。同样,信教群众也一样受到限制。比如,现在很多拉萨的上班族不敢去朝拜大昭寺和哲蚌寺等寺院,都怕被摄像头捕捉,因此被叫去谈话,甚至失去“饭碗”。所以现在很多西藏自治区的藏人朝佛就来甘青川藏区,这是一种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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