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藏族的时候一般都习惯于谈西藏。实际上从人口、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讲，西藏仅是整个藏区的一半。广大的甘青川藏区作为藏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地区同样承袭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无异于处于藏文化中心地带的西藏自治区。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无论学术话语还是政策话语都以偏概全地用“西藏”一词来代替“藏族”，这种漠视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存在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近年来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发生的事远远多于西藏自治区本身。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应站在“整个藏区”的高度去对待和理解这个民族。在谈论汉藏民族关系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河西走廊和西康等藏边社会一直以来就是汉藏文化接触和互动的主要地带，以佛教为主要互动内容的汉藏文明交流首先在这些地方萌生。今天我的论题是佛教在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在应对藏区存在一些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不妨这样理解，藏区的所有问题当中，最关键是汉藏民族关系，其中佛教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七世纪前的吐蕃宗教及其民族关系

我是从事苯教研究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侧重于前佛教时期的西藏宗教和历史。公元七世纪之前，也就是吐蕃崛起之前，藏族的文化、贸易、政治、军事、价值观念等与内地不是十分密切，而与波斯等中亚的关系更密切。当时，吐蕃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和西域诸国发生联系，其中与波斯文明的关系最密切，吐蕃甚至与两河流域的文明发生过互动，吐蕃的麝香、马匹、朱砂等通过丝路贸易至波斯等地，而波斯等地的天珠及其文化传至吐蕃本土，这种丝路贸易及其附带的文明交流使吐蕃的苯教与波斯的祆教等宗教思想逐渐趋于接近，均形成“二元论”特色。但是，公元七世纪以后，藏族文化传统与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转向，即藏族文化开始与东方的汉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这种转向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其中佛教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佛教传入吐蕃与历代汉藏民族关系

公元七世纪因佛教传入吐蕃的需要，松赞干布分别从印度和唐朝迎娶两位公主，开始主动与唐朝接触，从此，内地中原和西藏之间开始有了以佛教为主线的一系列交流。公元七世纪一直到十三世纪，佛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汉藏两个民族把佛教作为交流的桥梁来发展并逐步推向深层，汉藏两个民族在以佛教为主要纽带的文明互动中发生了碰撞、沟通和实质性的交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文成公主进藏和摩诃衍在吐蕃试图传播禅宗的努力。这样的接触越来越多以后，整个文明互动和对话走向了更深层的阶段。作为结果，蒙元时期蒙古皇室通过与萨迦派的接触把整个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在元代的汉、藏和蒙古的民族关系当中，佛教再一次起到重要的作用，为西藏归入祖国版图及其巩固与中央的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清时代，历代皇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策略把佛教置于国家励精图治的考量中，藏族人以另一种眼光看明清皇帝，即把历代清朝皇帝作为护法者来看待。汉藏两个民族的交流始终以佛教作为主轴和驱动力，明清皇帝俨然以佛教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这样的关系逐渐走向深入，明朝皇帝给藏族高僧颁发法王等名号。清代时佛教的这种角色更上一层楼，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进京，章嘉活佛和其他高僧大德在内地传藏密等，汉藏文明在佛教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同样，很多汉族的僧人亦在西藏各地从事传法活动，尤其在“藏边”社会这种文明互动非常普遍。从《红楼梦》以及其他明清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藏族喇嘛在内地传法、做法事的描述比比皆是。

这种以佛教作为主线的文化互动的发生和发展，强化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找到了不少共识，两个民族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信仰同一个宗教而变得更加接近。由于在历史上佛教在中原大地有很大的兴盛，佛教信徒从未间断。相关统计显示，近几年内地人信仰佛教有上升趋势。在藏族民众的普遍观念中把佛教作为汉藏共有的宗教，进而汉藏民族变得更加亲近。比如按传统，藏族人对与外族通婚有一些顾虑，但如果通婚对象是汉人，距离感就小得多，因为汉藏两族的宗教信仰一样，那就是佛教。老百姓会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信仰，这种观念在藏区非常普遍。所以，佛教思想促使藏民族排除顾虑，易于认同和接纳汉民族。佛教在国家政权的构建、民族统战工作的实施、民间沟通、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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