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中国被废止的行之有效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却完整地被照搬到了印度的藏人社会中，这个系统包括三大寺辩经系统、五明学院、学位制度等较完整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国内那么多僧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边境去印度学经的主要原因。他们可以在印度找到完整的学经体系，可以游学，可以逐步升学，可以拿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的佛教学位。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废止国内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学体系，或者把这个教育体系搬到境外去，希望学习的年轻人同样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到境外去学习。拉萨的三大寺的规模严重萎缩，不再招收西藏自治区之外其他藏区的学僧们学习，而印度藏人中的学经体制则可以接受他们。三大寺就是藏传佛教中的清华和北大，如果把清华和北大搬到境外，那么学生就肯定会逃到境外去上清华和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僧人外逃事件从未中断，国家也重视僧人外逃的问题，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外逃想当然地被认为是受到藏独势力影响所致，其实不尽然，至少大多数人是为了去印度包括三大寺的各个寺院学习佛学。至于出去以后会受到什么影响就说不定了。其实，只要把国内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搞好，给藏族僧众以充分的信仰空间和学习环境，允许他们在国内藏区寺院里自由择校（寺）和升学即保证他们的“游学”传统，僧人外逃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能够在国内学习，拉萨三大寺和传召大法会才是最正统的学习环境和考取学位的地方。现在的寺院管理体制和机制没能满足僧人们的学经要求和群众的宗教诉求，所以，很多求知心迫切的僧人逃到印度学习系统的佛法。这些学僧一般是僧人中的精英，很多人学有所成，但是，学成回国以后又不让他们进寺院，不让他们在寺院讲课，他们只能流浪到社会上，形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找出源头、分析原因、妥善解决，把藏族寺院教育体系改善好，把藏族寺院管理模式改革好，尽快恢复国内僧人的游学传统，三大寺等各个教派的主要学经寺院向全部藏区开放，尽快恢复传召大法会，这才是利国利民的上策。地方管理部门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担心出事，宁愿废弃上千年的学经传统，也不愿意恢复传召大法会，不让学僧们游学。其实，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从表面上看似乎杜绝了出事，实际上伤害了太多的人，造成了更大的隐患。

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受限也成为问题。本来几处社区是某位活佛的传统影响范围，当活佛所在的主寺办大型宗教活动时，所有属寺都要参加。但管理部门要求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管理，不能跨县或者跨区进行宗教活动，这与活佛和寺院的传统影响范围不一致。寺院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地方政府不让办跨区域宗教活动，这又造成了政府和信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是传统，几千年来一块属于某一教派的社区民众在宗教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这块区域可能是同一个教派，或者民众所信奉的某一活佛转世系统很长时间的宗教影响范围，这些信众需要特定活佛来布教、灌顶、超度。这对于一个全民信仰的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的宗教政策还是缺少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现在藏区地方上要求孩子18岁之前不能进寺学习，以前藏区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寺院是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从小培养学僧的地方，就像学校一样，孩子在寺院一直学习，一般到18岁的时候已掌握很多知识。现在出家要等到18岁之后，那么藏族的宗教传统和传统文化就无法传承，18岁以后上学也无法正常完成学业。所以很多人担心，觉得这样的规定不好接受。但这个规定又与九年义务制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管理部门也不好放开。

由于藏学研究的需要，我走访了很多寺院，十几年前开始我在访问寺院时发现僧人们对现在的寺院管理模式以及他们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普遍感到无奈和绝望，因为很多他们应该做的事现在做不了，看得出来对他们全方位的限制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本人在同行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同感，认为这样的宗教管理方式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僧人不会用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佛教徒由于其教义强调慈悲和忍辱而不怎么直接表露个人的喜怒哀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他们追求的境界。但后来的结果的确出人意料。一些不合情理的规定和蛮横的执行持续时间越长，范围越广，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多，非常容易造成群体事件。如果这些不满情绪再遇到境外分裂势力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就会酿成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还有，在藏族宗教信仰的金字塔中，僧人处于顶端位置，作为全民信教的民族，藏族人特别尊重僧人、保护僧人、信奉僧人。僧人在藏族社会享有这样的待遇是上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固化为信教群众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僧人群体的感情受到伤害，等于一个民族的感情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在藏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中有僧人的地方就跟着俗人，僧俗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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